澳门新葡新京网站世界科技全景百卷书: 郑作新

郑作新(1906年11月18日-1998年6月27日),鸟类学家、鸟类地理学家,中国现代鸟类学、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鸟类区系调查和系统分类的研究工作中,写出10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一向着重鸟类亚种分化的研究,并提出物种起源地的估测及低等亚种被排挤的观点,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补充论证。

  白鹇的发现

〔摘要〕1955年底至1960年初,决定麻雀命运的政策经历了从出台、调整到终止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科研人员扮演了特别的角色,他们既承担不同阶段的政治任务,又要兼顾科研本身的学理发展,由此进行的种种权衡活动与政府决策之间构成了公开和隐性的两种关系。毛泽东时代的麻雀科研工作,既促成了政策调整,又获得了学理发展,且并未触及政策的合法性。这一历史事件为透视“科学”要素在新中国公共政策酝酿、出台以及调整各环节中的参与和实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审查视角。

生平概况

  1960年春天,郑作新登上了四川省的峨眉山。

〔关键词〕鸟类学家;麻雀科研;政策决策;灭雀

福建省郑作新,1906年11月18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家庭里,家境贫寒,父郑森藩长年在外地任盐务局职员、中学教师、中学校长等职。郑作新五岁丧母,他和妹妹二人由祖母扶养。

  峨眉山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这里山峦迭秀,林木茂盛,气候温和,风景秀丽,一年四季游客不断。这里的生物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吸引了不少专家来考察。郑作新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灭雀运动蔓延至全国城乡。1955年底,毛泽东发起包括消灭麻雀在内的“除四害”号召。1958年,灭雀运动达到高潮,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幼齐参与。1960年初,毛泽东提出“麻雀不要再打了”,灭雀运动至此结束。在灭雀政策从出台、调整到终止的过程中,鸟类学家、生物学家、农学家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类叙事认为,部分鸟类学家的科研成果对灭雀运动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类叙事则认为,鸟类学家、生物学家等科研人员的努力和坚持最终促成了麻雀被平反。无论是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依据还是作为政策宣传的重要素材,由科研群体开展的具体科研工作,在新中国一系列公共政策的推行过程中,都表现出了类似的“高参与度”。

郑作新自幼勤奋好学,在上小学时因成绩优良,连续跳级两次。他向往大自然,爱好体育。中学毕业时才15岁,因不够大学入学年龄,几经周折,才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学习,是该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他提前半年学完了大学课程,于1926年夏赴美考入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生物系。当时经济拮据,路费是亲友资助的,上学费用开始时只好依靠半工半读维持,后在该校任助教,并获得研究院和中华教育科学奖学金,得以专心攻读。1927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学院还颁予Sigmaxi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大荣誉,时年23岁。教授们称赞他是获得博士学位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所撰写的长篇博士论文,被推荐在较高水平的德国学术刊物上发表。

  一天,郑作新在考察中,来到一位老乡的小茅屋休息。在茅屋的一个角落里,郑作新发现了一只美丽的鸟。他仔细一看,不由得怔住了:原来,这是一只少见的雄性白鹇!它的头顶仿佛戴着一顶华贵的帽子,红红的冠子后面,披着几绺蓝黑色的羽毛,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泽;腹部的羽毛是蓝黑色的,跟背部和翅膀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棵长长的白色尾羽,使它的身体显得修长而又俊美。

“科学”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高参与度”,与其在当时政治话语中的两重意义有关。一方面,“科学”作为实在的工具,为现实生活服务,担负此责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毛泽东曾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另一方面,“科学”还具备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它常常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义
(转引自王斌:《“科学”在毛泽东政治话语中的修饰意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比起创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科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各项政策的推行提供合法性依据。

在美求学期间,他主要研究动物发育学,但有一次他在一座博物馆里看到一只羽色艳丽,体态优美的大型鸟时,他认出这是产自中国的金鸡,而却由瑞典人林耐氏发现并命名。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而立志要研究中国鸟类,开创祖国的鸟类学研究事业。毕业后他谢绝了美国有关单位的挽留和优厚待遇,毅然于1930年返回祖国。回国后,被母校福建协和大学聘为动物学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兼任教务长,以后调任理学院院长等职。

  郑作新知道,白鹇是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共有13个亚种,都生活在我国的云南、广东、广西、海南岛以及东南亚的柬埔寨、越南的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高山竹林里,峨眉山从来没有发现过。于是他感到奇怪:这只白鹇是从哪里来的呢?该不会是游客从外地带来“放生”的吧?

有关鸟类学家在灭雀运动期间开展的科研活动,以及有关同时期科学家在农业“大跃进”运动中所起作用的既有叙事,多强调科研工作的附属性,即科学服务于政治。这样的判定显然忽视了科研工作的复杂性和具体性。新中国成立后,“科学”话语及其实践究竟以何种形式参与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决策过程?如何既承担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又兼顾学理发展?本文试图以和麻雀相关的科研工作同灭雀政策的关联为中心,解答以上问题。本文的考察将循两条并行线索:一为灭雀政策从制定、调整到终止的过程;二为以往研究常忽视的麻雀科研工作的发展脉络,尤其聚焦于鸟类学家在灭雀运动前后的科研工作及相关活动。

协和大学是一所由美英等国教会办的学校,当时教材都使用英文课本,教课悉用英语,为了适应教材内容,连实验的标本也都靠进口。郑作新认为要为祖国培养人才,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于是率先用中文编写了《大学动物学实验教程》(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出版了《脊椎动物分类学》和《普通生物学》(1938年)。这些教材当时被很多大学生物系所采用,直至建国初期一些大学仍在沿用。在任教期间,因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衰落,根本没有用于购置仪器设备、药剂、文献资料等的研究经费,一切都得自己动手筹措。由于他不断的努力,当时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的鸟类研究,终于开展起来了。他带着学生到野外观察、采集,并举办鸟类展览,使学生对鸟类发生兴趣。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闽北山城邵武。邵武地处武夷山脉,鸟类资源丰富,经几年的调查研究,于1941年发表《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这是国内第一篇不但列出野鸟的种类,而且提到它们居留期间和数量的报道,受到当时生物学界的重视。随后,继续在闽江流域及附近山脉和地区进行鸟类及其他脊椎动物的考察,并发表一系列科研报道。在此期间,于1938年还用中文创办《协大生物学报》,在当时国内大学中独树一帜。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郑作新和他的助手们在这一带山区中又捉到了几只白鹇。这说明,它们不是被人从外地带来的,而是在峨眉山土生土长的,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居民”。可是进一步想,峨眉山的白鹇和生活在南方的白鹇有什么不同呢?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许多问题在郑作新的脑海里回旋。

一、1955年底:灭雀成为中央政策

1945年3月,被美国国务院文化司聘为客座教授赴美讲学和访问。此时他查看了各有关单位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鸟类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还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鸟类的外文文献资料。1946年回国,继续在协和大学任教,并对中国鸟类进行全面的考察整理。1947年由中国科学社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
,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自行研究撰编的全国性鸟类名录。这部名录列出中国鸟类1,087种、912亚种,合计1,999种和亚种。这不但超过从前外国人(N.G.Gee等,1931)撰写中国鸟类共1,031种和亚种的数目,而且还做了不少改错订正的工作。同年,还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刊物上,发表《中国鸟类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这是中国动物地理学研究的滥觞。是年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郑作新因对进步学生表示同情,又未能阻止学生参加全市的示威游行,受到省政府的谴责与处分。他于是愤然辞职,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自然科学编纂,主持自然科学名词的审订工作,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在此期间他仍坚持进行鸟类研究,发表论文。据统计自1930年回国任教到1949年共发表科学论文51篇。

  考察结束了,郑作新带着白鹇的标本,回到北京,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标本桌上。在这以后的几年中,只要一有空闲,郑作新就对它们进行观察,可是并没有发现它们和南方等地的白鹇有什么明显的差异。郑作新对科学工作并不草率,仍旧继续观察。一次,他把白鹇翻过来,从脖颈看到胸脯,又从胸脯看到腹部和尾羽,连每个细节都不肯放过。突然,郑作新惊讶得几乎叫起来,原来,这只白鹇的两侧尾羽是纯黑色的,而南方白鹇的两侧尾羽却是白色的,中间夹杂着深色的花纹,两者完全不同。又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对比,郑作新还发现,这几只白鹇的背部、肩部和翅膀上的黑色羽纹,也和南方白鹇稍有不同,但由于差别很不明显,很容易被人忽略。

1955年11月,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火热之际,毛泽东南下考察农村情况,基于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形成了有关农业发展的十七条意见,其中第13条内容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随即,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委书记和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这十七条意见
(毛泽东:《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5年12月21日)。)。

到南京任职后,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节节胜利,在国立编译馆,大家都在选择去留。对国民党已感到失望的郑作新,做出了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抉择,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搞科研,因而他谢绝了馆方送来赴台的飞机票,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动物分类学上,“种”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同一种的动物,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如果发生一些差异,那就叫作“亚种”。比如说,人们原先知道,白鹇这一个种共有13个亚种。郑作新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峨眉山的白鹏和生长在南方各省的白鹇并不相同,它是一个新的亚种,并把它命名为“峨眉白鹇”。这样,白鹇一共有14个亚种了。

农业部副部长就麻雀问题专门征询了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负责鸟类研究工作的钱燕文和郑作新的意见。据钱燕文回忆,195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被接去见农业部两位领导,被问及有农民向毛泽东反映麻雀祸害庄稼,能否消灭它们的时候,钱燕文表达了两点意见:第一,麻雀吃植物种子和粮食,在田边、农舍、粮库等地集群活动,数量多,当然吃得也多,可以说是害鸟;第二,目前并无有关麻雀食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是否应被消灭还难下定论。第二天,农业部领导人又派车接郑作新和钱燕文继续讨论麻雀问题,而此次会面决定把麻雀定为害鸟。(钱燕文:《麻雀被列入“四害”的缘起》,《院史资料与研究》1993年第5期。)

1950年调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从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成立到改建、扩建为动物研究所,他从未间断过鸟类的研究。经50多年的钻研,发现鸟类新亚种16个,先后写出15部研究专著、33种专业书籍、80余篇研究论文和250多篇科普作品。他的很多著作被译成英文、德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郑作新把这个发现写成论文,和有关的同志联名投登《动物学报》。论文发表后,郑作新还把它寄给了民主德国的著名鸟类学家施特斯曼教授。国际学术界确认了这个发现。

1955年底至1956年初,农业十七条逐渐被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除四害”被列为第27条,要求“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在征求了地方领导人及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并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最终于1956年1月25日下发各地。(《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6—74页;《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至此,“麻雀是应该被消灭的害鸟”成为“定案”。

由于学术上的突出成就,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还被推选为日本、德国、英国鸟类学会通讯会员,美国鸟类学会荣誉会员,三次连任英国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现任会长。建国以来,曾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执行谈判合作等任务。

  几年以后的一天,郑作新突然接到了美国芝加哥博物馆鸟类研究室主任特雷勒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说,早在1930年,就有一个名叫史密斯的鸟类学家,在峨眉山采到一些峨眉白鹇。他还把一些标本带回芝加哥博物馆。遗憾的是,史密斯不曾作细致的研究,没有发现它和南方的白鹇有什么不同。一直到了60年代,特雷勒教授对这些标本进行研究时,才发现了这些白鹇的独特之处,并且做出了和郑作新完全相同的结论。特雷勒教授认为,这个新的亚种产在中国,应该用中国人的名字来命名,而在当时的中国鸟类学家中,最有名望的是郑作新教授,因此给它定名为“郑氏白鹇”。特雷勒教授把自己的论文寄给英国的一份鸟类学杂志,而这个杂志的编辑部又把文稿转寄给施特斯曼教授审查。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巧合!施特斯曼教授看过以后认为,郑作新的发现和命名都比特雷勒要早,所以按照国际上有关动物分类及命名的规定,这个新发现的白鹇亚种还是采用了郑作新所定的名称,叫作“峨眉白鹇”。

关于与农业部负责人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根据此次谈话之后麻雀依然被定为害鸟的事实可以推断,在把麻雀列入应被灭除的“四害”这个问题上,鸟类学家并无异议,或者说至少还无法为麻雀作强有力辩护。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具影响力的鸟类学家,郑作新此时对灭雀政策的态度,与其学术背景以及他对鸟类学发展与政治形势关系的理解有关。

他是中国动物学会发起人之一(1934年),历任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他也是中国鸟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80年),被推为第一任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目前还兼任世界鹤类研究中心、中国动物园协会等几个学术团体和组织的顾问。

  事情过后,施特斯曼教授给郑作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前在许多问题上,中美的看法很不一致。可是我至少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就是你们都认为峨眉白鹇是一个新的亚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领先了。请接受我衷心的祝贺。”

澳门新葡新京网站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满足国内各学科建设的需要,很多鸟类学家纷纷转变研究方向,开始投入空白的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下,郑作新逐渐承担起鸟类学发展之重任,成为新中国最具声望的鸟类学家。他尤长于中国鸟类地理分布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由其牵头的鸟类区系调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鸟类学研究的主要类别。

他非常关心科学知识的普及,亲自撰写250多篇科普文章,还数次参加青少年的集会和夏令营的活动,向他们传播科学知识,他常谈及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技事业的发达兴旺要靠他们。

  郑作新为祖国、为人民赢得了荣誉。

鸟类学研究之所以以区系调查为主,除受郑作新的学术兴趣以及由他建立的学术研究基础的影响之外,还与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社会心态有关。周建人在《生物科学与爱国主义》一文中对这种关联做了一些说明。他认为,爱国主义可以渗透在自然科学,如可以通过介绍在别地少见或没有的金鸡在中国的存在,说明在中国产卵育雏的候鸟之多,借此凸显中国的地大物博,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让青年更加热爱祖国的大地、物产(周建人:《生物科学与爱国主义》,《人民教育》1951年第2期。)。由郑作新主导的鸟类区系调查通过发现罕见的鸟类标本,追踪中国在世界动物分布区域划分上的地位(“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1952年工作总结”(1953年2月21日),《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1951年12月—1953年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16。),因有望使中国在世界鸟类区划知识体系中获得特殊地位而受到特别重视。

郑作新在科学园地里耕耘了60多年,对中国鸟类学和动物地理学作出了很大贡献。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学奖三项(1978年),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79,1985年)、特等奖(198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及一等奖(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9年);还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学荣誉奖(1981年),及美国国家动物协会的国际特殊科学成就奖(1988年)。1989年获科学院颁发的科学荣誉章。

  在某些人看来,这件事似乎可以结束了。而郑作新却不这样认为。他想把峨眉白鹇的发现和白鹇的起源与进化问题联系起来,做一些理论上的探索。

1953年,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更好地服务于工农业生产成为科研工作的主要任务,鸟类学研究也随之出现新转变。除了区系调查,农业益害鸟研究也逐渐起步,成为鸟类学研究的重要门类。郑作新、钱燕文撰文回应中科院提出的“配合当前农林生产实践”的要求,表明鸟类研究开始与生产相结合(郑作新、钱燕文:《鸟类研究工作开始和生产相结合》,《科学通报》1953年第9期。)。由郑作新主要负责、包括麻雀食性研究在内的“昌黎及其附近产果区经济鸟类的调查”于1953年起步。4月至12月间,研究者共解剖麻雀胃495个,并将麻雀胃部内的昆虫、植物分门别类,进而分析麻雀的食性:麻雀在全年的主要食物是植物,它危害作物种子,也能消灭一部分杂草种子;其次是取食昆虫,除害虫外,也包括一部分益虫;在六、七、八三个月,食昆虫较多,占总食量的21.55%,其他月份主要是进食作物种子和杂草种子(“麻雀所吃的昆虫请将学名写下”,《麻雀的食物分析》(1953年1月—196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7-001;“麻雀的食物分析1953—1954”(1954年12月1日),《麻雀的食物分析》(1953年1月—196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7-006;“麻雀的食物分析1953—1955”(1955年12月1日),《麻雀的食物分析》(1953年1月—1960年10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7-007。)。

鸟谱立传

  郑作新发现,在白鹇的14个亚种中,有半数以上的亚种产于云南省的南部和附近一带。这说明,云南南部是白鹇的分布中心,很可能就是白鹇的起源地。另外,除了峨眉白鹇以外,还有两个亚种的雄鸟的尾羽外侧是黑色的,它们一个产在海南岛,一个产在柬埔寨,和峨眉白鹇一样,都在白鹇主要分布区的边缘。

1953年后,鸟类学开始与农学、植物学相结合,考察内容涉及判定农业益害鸟、招引有益鸟类、防治农业害鸟等。研究者多考察鸟类在农田、果园、渔业水域等特定环境中的食性、繁殖性等生物特征与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联;通过对原有生态系统中关系网络的挖掘和利用,实现防害增益的目的。以探索生态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益害鸟研究,成为鸟类区系调查之外的又一重要研究类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科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郑作新从事鸟类研究不但有了工作助手,而且具有以前从未有过的设备、标本与中外文献资料。他认为要进一步开展鸟类研究,首先要对全国鸟类资源作一番全面系统的调查,摸清家底。

  这些情况能说明什么呢?郑作新经过反复思考,得出了新的结论。他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白鹇生活在我国的云南南部一带,那时候,它们的尾羽全是暗色的。后来一部分白鹇进化得快一些,它们尾羽的底色渐渐演变成白色。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使它们在生存竞争中处于优势,逐渐占据了起源地。而另一部分白鹇进化得慢一些,它们的两侧尾羽仍然是暗色的,处于相对的劣势,因此受到比较发达的同类的排挤。它们之中有的被淘汰了,有的被迫向其他地区迁移。它们之中的一支——峨眉白鹇,从云南南部出发,沿着横断山脉的峡谷向北迁移,来到了峨眉山区,在这里定居下来,直到今天。生活在海南岛和柬埔寨的白鹇也是这样。

总之,在灭雀政策出台之前,由郑作新领头的鸟类学研究——既背负“民族主义”任务又顾及“为生产发展服务”的现实需要——已迅速发展起来。有关麻雀食性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所得材料仅能证明麻雀食性复杂。当农业部负责人征求郑作新的意见时,他可能还无法提供反对灭雀政策的强有力材料。郑作新对鸟类学研究要与农业生产相结合有着清晰认知,既然最高领导人为保护粮食而提出灭雀,他也并不会在此时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况且麻雀危害作物种子确属事实。虽然在1955年底,郑作新等鸟类学家无法为麻雀辩护,但已有的鸟类学研究为麻雀科研的集中开展提供了基础。

50年代初,他带着助手们前往河北省昌黎县林区调查农林益鸟及其繁殖和生活史,并对它们进行招引。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的观察,他们发现自然界存在一个尖锐问题:鸟儿越少,虫儿越多。世界上的鸟儿如果绝迹,就将严重损害人类生存的利益。一只大山雀雏鸟每天要食掉相当于它本身重量那么多的昆虫,黄鹂、杜鹃、家燕、啄木鸟等益鸟,称得起是人类宝贵的朋友。它们甚至能消灭人工难于防治的害虫,如躲在卷叶里的桃小食心虫,或在树干里的天牛幼虫等。通过19521955年几年的观察和检验,发现主要食虫鸟有53个种与亚种,发表了《河北昌黎果区主要食虫鸟类的调查研究》的文章,引起国内的重视,各地相继开展了这项工作。

  这就是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排挤观点。郑作新在研究白鹇进化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这个理论,已经受到了国内外生物学家们的重视。

1953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鸟类组的工作人员为4名
(“1953年工作人员预计表”“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1952年工作总结”(1953年2月21日),《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1951年12月—1953年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16。),1955年增至9名(“动物研究室工作人员统计表”(1955年11月17日),《动物研究室一九五五年职工名册和各类人员需求计划》,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55。)。除郑作新当时已是著名的鸟类专家,其余诸位刚开始从事鸟类研究。助理研究员钱燕文于1951年转入中科院工作后,才开始师从郑作新学习鸟类(《钱燕文自传》,《当代海宁人·海宁人物资料》第2辑,1988年,第133—136页。)。两位研究实习员贾相刚、李永新则分别于1954年、1955年进入中科院动物研究室鸟类组工作(“动物研究室工作人员统计表”(1955年11月17日),《动物研究室一九五五年职工名册和各类人员需求计划》,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55。)。1956年,郑作新对这些研究人员进行了鸟类学专业培训,内容包括政治和业务知识(“1956年在职科学干部培养计划表”“动物研究室1956年度科研工作计划”(1955年12月17日),《动物研究室一九五六年科研工作总结》,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64-01。)。这些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能够更及时地把握和理解鸟类研究的政治诉求。

在5080年代,郑作新经常参加或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国内各地鸟类的考察。19561957年,他率队前往云南参加中苏合作的亚热带生物资源考察;19571958年赴湖南考察;1960年去海南岛考察;19571960年参加南水北调的考察;19601980年主持组织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的生物组工作;19741976年赴江南一带及东北地区进行以水禽为主的鸟类调查。几十年来,从南方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到北方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从喜马拉雅山麓到黄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辛勤考察的足迹。野外考察十分艰苦,又有危险。在云南的一次考察中,郑作新由于体力不支从马背上摔下来,伤及胸部。但为了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郑作新和他的助手克服各种困难,收集了成千上万个标本,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鸟类标本库(约有6万号标本)。几十年来,郑作新观察、对比、鉴定了数不清的标本,查阅了数以千计的中、外文专著和论文。一部分中国鸟类原始的模式标本被国外所收藏,还要到外国的大型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去查看和研究。郑作新于40年代赴美国,50年代往苏联与德国访问时,就先后在美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动物研究所,柏林博物馆等,查遍了这些机构的中国鸟类标本收藏,特别是模式标本,终于在过去出版的《中国鸟类目录》的基础上,在50年代末期(19551958)发表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此书详列了当时所知的中国鸟类及其在国内的分布,是研究中国鸟类的必要工具书。出版后又根据历年考察的结果,有所增益,在1978年印出第二版。郑作新于1981年访美时,他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为此书颁给他科学荣誉奖状。1963年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经济鸟类志》,美国商业部把它译成英文本,并制成了缩影胶印本广泛发行。为了适应国际上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和联邦德国的PaulPreyScientific
Publishers出版公司邀请郑作新用英文编写《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一书,并在1987年出版。书中列入到1982年为止的中国已知的所有鸟类,共有1,186种和953个亚种,分隶于389属、81科、21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发现的24个新亚种,并附有分布图828幅和分布总表。《纲要》比《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又新增加20种、64亚种。《纲要》首次对中国一个纲的动物(鸟纲)进行分类、分布、繁殖、生态等做了全面而有系统的综合总结,提供了有关中国鸟类的完整资料,成为国际上鸟类学经典著作之一。这项研究为有益和有用鸟类的增殖和引种驯化,为资源动物学、动物地理区划和农业区划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与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评选郑作新为1988年度国际自然保护特殊成就奖的获得者,并推派会长J.D.海尔博士来京于1989年5月26日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海尔说授奖仪式在美国国外举行,在该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是第一次颁发给一位中国的学者。

  寻找家鸡的祖先

1955年底,灭雀运动作为一项中央政策开始在各地推行,这给鸟类研究者布置了一项亟待完成的研究任务:明确麻雀究竟如何为害,如何有效防除。

在鸟类亚种的分类工作上,郑作新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关于鸟类分类的工作,世界各国鸟类学家已经做了二、三百年,现今在北半球的范围内,鸟的新亚种已经很难发现了。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鸟类工作者就一共发现了24个新亚种,包括郑作新独自发现和他的助手合作发现的16个。其中郑作新等所发现的峨眉白鹇最有轰动性。发现白鹇新亚种的论文于1964年在中国《动物学报》上发表后,曾把论文的抽印本寄赠给原东德的著名鸟类学家E.施特斯曼教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许。美国芝加哥博物馆的F.史密斯30年代曾在中国四川采得白鹇,但他并未发现这是个新亚种。他的后继者M.A.特雷勒60年代重新查看这个鸟类标本,才研究出这是一个新亚种,他为了尊重郑作新教授在中国鸟类学上的贡献,拟命名为郑氏白鹇,并写成论文投登英国的一个著名鸟学专刊。这个刊物的主编把这篇论文寄给施特斯曼教授审查,他确认这个新亚种已经由郑作新本人先发现了。特雷勒命名的郑氏白鹇只不过是郑作新教授发表的峨眉白鹇的同物异名,因而不予刊出。事后施特斯曼博士写信给郑作新说明了中国的这一领先发现。郑作新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1961年,郑作新带领几位年轻的鸟类学工作者,又一次奔赴云南南部一带,寻找家鸡的祖先——生活在野外的原鸡。

二、灭雀运动期间的麻雀科研(1956—1958)

随后,郑作新综合研究了白鹇的所有亚种,它们分布在东南亚各地,而最多数的亚种是集中在云南南部,因而认为此处可能是白鹇的起源地。白鹇所有亚种的雄鸟都具有白色尾羽,这无疑是比较发达的特征。而峨眉白鹇亚种的雄鸟却具有黑色的外侧尾羽;另有二个亚种的雄鸟,其外侧尾羽亦杂有明显的黑斑,一个在海南岛,另一个在越南南缘。这三个亚种由于雄鸟的外侧尾羽尚未完全变白,因而认为是比较低等的亚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低等亚种却都住在白鹇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以前一般认为存在低等类型亚种的地区是这一个种的起源地,郑作新依据白鹇的亚种分化与分布情况,认为比较低等类型的亚种并不在种的起源地,而是被排挤残存在这一个种分布范围的边缘。不但亚种如此,郑作新近来研究种的进化,发现在一个属中,高等类型的种也是在属的起源地,而低等类型的种却被排挤到边缘地区去。这从噪鹛及鸦雀等种的演化上都可提供证据。这是郑作新的独特见解。他认为这与达尔文进化论优胜劣汰的提法是相符的,是对生物进化论具有理论意义的补充论证。

  在我国,家鸡饲养有很悠久的历史。可是,中国家鸡的祖先是怎样被驯化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欧美各国和日本的有关书籍中,都一致地写道,中国家鸡是从印度引入的。

1955年底,灭雀作为一项中央政策开始在全国推行,麻雀成为关乎生产的大问题。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开始将麻雀研究作为科研重点。1956年春,中科院动物所在布置麻雀研究工作时,将以下三点内容列为重点:考察麻雀数量与昆虫数量的关系,以明确“麻雀对昆虫有无消长的作用,以及对昆虫其他方面的影响”;通过食性分析、幼鸟饲养、对照区试验等途径明确麻雀对农业的危害,并关注麻雀是否传播疾病危害人类、家畜的健康以及是否有损坏房屋等其他害处;通过研究麻雀的活动范围、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繁殖习性、大规模捕灭后数量的恢复率、消灭昆虫对其是否有影响等内容,掌握其生活和繁殖规律,以更好地控制危害程度(“麻雀研究工作提纲”“麻雀研究工作方法”,《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成果登记卡、工作提纲、总结报告及参考材料等》(1956年1月—1964年1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5-002。)。

郑作新通过对亚种分化的分析,还提出亲缘种在亚种分化上有平行趋向,因而对它们的亚种分化可能进行预测。在鸟类中的大陆亚种与附近岛屿上的亚种相较,后者翅膀常较前者为短,他认为以此可得知岛屿上的亚种是有定向分化的意义。

  这种说法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达尔文·在他的著作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说,“鸡是原产西方(这里西方是指印度)的动物,在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到了东方中国。”由于达尔文的巨大威望,100多年以来,大家都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就连我国的农业教科书也这样介绍。

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昆虫研究所为领头单位,全国各地农林牧副渔领域的相关科研机构均投入对麻雀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地理系主要负责公园和城市居民点,北京林学院负责林木区,华南师范学院关注农田、菜园、果园,华东师范学院、江苏盐城农学院、西北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单位也根据各自所处生态环境的特点,分别负责农田、菜园、果园、林地等地的麻雀研究
(“麻雀研究工作生境分工表”、“麻雀研究工作方法”,《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成果登记卡、工作提纲、总结报告及参考材料等》(1956年1月—1964年1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5-002。)。

近年来一般的家禽书籍都记载中国家鸡是从印度引入的。这来源于达尔文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达尔文的论断只是根据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郑作新根据对中国许多有关古籍的仔细查考和到云南南部等处的实地考察,又参照考古发掘史料所取得的证据,断认鸡的驯化在中国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并不晚于印度首先提到家鸡的《玛奴法典》(公元前1200年)。根据考证,他认为可以有力地说明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是由中国人自己进行驯化的,而不是由印度引入的。

  然而,勤于思考的郑作新却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他想,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不能驯化中国的原鸡,非要远由印度引进呢?他很想把这个问题调查个水落石出。

郑作新在麻雀科研中担当重任,由其负责的项目作为中科院动物研究室开展的“鸟类与农业的关系”研究的重点,预期于1956年至1958年间完成
(“1956年研究题目简表”“动物研究室1956年度科研工作计划”(1955年12月17日),《动物研究室一九五六年科研工作总结》,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64-01。)。麻雀科研工作布置下去后,虽然计划数年内结题的相关研究还无法形成明确结论,但科研工作还是需要及时地为基层灭雀提供专业支持。

动物地理学

  首先,郑作新想搞清楚,达尔文是根据什么下的结论?他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发现,达尔文在著作中提到,他的根据是一部公元
1596年出版、1609年印行的中国科全书。至于这部书的名字,内容是什么,作者是谁,达尔文都没有提起。

郑作新于1955年底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防除麻雀方法的文章,介绍了麻雀的诸多生物性知识。在谈及可采用毁巢法灭雀时,他介绍了麻雀的繁殖情况:麻雀的繁殖期在北方是每年的四月至七八月,在南方则会延长;麻雀的巢多以草茎、草叶为主要材料,多营于屋舍瓦檐间或墙窟、树洞里;麻雀每次产4颗至6颗卵,通常为灰白色且有斑点;等等。郑作新还建议在麻雀繁殖期内,用长竹竿捣毁雀巢。
(郑作新:《防除麻雀的方法》,《生物学通报》1955年第12期。1956年初,他又接连发表数篇有关雀害问题的文章
郑作新:《麻雀与雀害》,《科学通报》1956年第2期;《防除雀害》,《科学大众》1956年第2期。)。还有研究者撰文介绍了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集体农庄的灭雀经验(〔哈萨克斯坦〕什切格曼著,章稼译:《谷类作物害鸟——麻雀的防治方法》,《生物学通报》1956年第7期。)。受“双百”方针的鼓励,青岛遗传学会于1956年10月召开,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此期间专门讨论了麻雀问题。此次参会者的发言,或可集中反映灭雀运动开展初期专业领域内知识分子对于灭雀政策的态度。围绕麻雀问题,时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胚胎学家朱冼、时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的鸟类学家郑作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与张作人、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动物学家均作了发言。

全世界现划分为6个动物地理界,中国境内拥有两界,即古北界与东洋界,这是中国动物种类特别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关于这两界在中国境内的划分问题,1876年英国学者A.R.华莱士主张把分界线划在南岭,南岭以北为古北界,南岭以南为东洋界。学术界长期依此种划分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作新等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专著中,根据兽类和鸟类中的特有种、优势种、主要经济种等分布状况的分析,提出应以秦岭为分界线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划分不仅在兽类和鸟类区划中是适当的,而且与土壤、植被、气候等区划也很相符合。他还根据实地考察,把全国的2个动物地理界划分为7个一级区和19个二级区。这种划分在国际上是首创的,至今仍为国内外所沿用。在动物亚界的划分中,他把古北界分为东亚亚界、中亚亚界及草漠亚界,后一亚界也是首次提出的。这个亚界把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带通过中亚和阿拉伯的高旱地区,一直连至非洲北部的西撒哈拉沙漠,形成一个贯通北半球的特殊生境地带,这在国际地理学上具有参考价值。

  郑作新一头扎进了科学院图书馆的古书堆里。他发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巨著《本草纲目》是在1596年出版的,可是翻遍全书,也没有找到关于家鸡引进方面的记载。而在1609年印行的书中,比较著名的只有《三才图会》。《三才图会》的内容十分广泛,篇幅很大,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除了讨论国外处理麻雀问题的不同经验、麻雀食性、麻雀的其他危害等具体问题,与会人员还就科研人员对待麻雀问题的态度纷纷发表意见。薛德焴首先表态,对于麻雀问题,动物学家不能无动于衷。郑作新认为,大部分农民赞成灭雀多凭经验判断,但作为专业研究者,要全面判定麻雀的危害情况和程度。张孟闻赞同郑作新的意见,认为在正式得出科学结论以前,政府不应轰轰烈烈地搞。辛树帜附议,提出应建议政府缓行灭雀,等调查研究清楚后再搞。丁汉波认为,还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就大力捕杀不太妥当,已经对当前的麻雀研究造成了困难。

郑作新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可以说是截至1982年中国已知鸟类的一本总汇。书中列出的中国鸟类分布总表,不但可使人们了解国内各地究竟有什么鸟,而且可一目了然地知道各种鸟的分布范围。

  “鸡有蜀鲁荆越数种。……鸡西方之物,大明生于东,故鸡入之。”

与会者无法被截然分成肯定灭雀和否定灭雀两派的局面,体现了从科研角度考虑麻雀问题的复杂性。在既没有可参照的国外经验、本国也未形成全面成熟的调研成果的状况下,此次会议揭示了大多数科研人员对麻雀科研工作的态度,如麻雀的益害问题涉及麻雀与其所处环境各要素之间具体关联的复杂性,且无法凭单一证据对麻雀加以定性;要因时因地对麻雀的食性问题开展详尽研究;要并用日常观察、解剖实验、统计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须在掌握麻雀繁殖特点的情况下进行防害;要注意保护益鸟;等等。

鸟类保护

  很显然,这段文字就是达尔文提出论断的根据。可是,郑作新通过分析后认为,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指的印度,而是指位于中国西部的“蜀、荆等地”
(即今四川、湖北一带)。于是,一个大胆的、崭新的推断在他心中产生了:中国的家鸡不是从印度引进的,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用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原鸡驯化的;由于达尔文的疏忽,造成了一个人云亦云、流传百年的错误!

尽管不少与会人员在此次大会上认为灭雀政策欠妥,甚至会议主持者、时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也表态,希望整理此次会议记录,交给农业部作参考。但作为摩尔根的亲传弟子,此前数年中国遗传学界对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已使得遗传学家李汝祺变得分外小心谨慎
(转引自熊卫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他对此次麻雀会议如此定性:“我们建议所谓‘缓刑’和修改政府命令是不适当的。”
(“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记录”,该会议记录于20世纪90年代由参会者郑作新提供给薛攀皋,薛攀皋新近提供给笔者。)

麻雀在50年代初,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许多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灭雀之战。在动物学界对是否消灭麻雀是有不同看法的。郑作新认为,麻雀是最常见、分布最广而且与人类经济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鸟,应对它进行充分研究。他和同事们去河北昌黎和北京近郊农业区采得848只麻雀标本,逐一剖验嗉囊和胃部,从中发现麻雀在冬天以草籽为食;春天喂雏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幼鸟的食物中,虫子占95%;秋收以后主要啄食农田剩谷和草籽,在收成季节对农区和贮粮所是有相当害处的。但在林区、漠地、城市,害处并不显著,相反在它繁殖季节还有一定益处。总之,对麻雀要依不同季节和地区,加以区别对待。1957年他写了《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在《动物学报》上发表,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介绍麻雀的益和害。1959年国务院通过《农业发展纲要》时,把四害中的麻雀改为臭虫。人们说是郑作新使麻雀免遭灭顶之灾。

  然而,如果没有事实根据,推断是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的。因此,原鸡是否曾产于中国?原鸡是否现在还在国内生活?就成为摆在郑作新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在“双百”方针及此次麻雀会议的鼓励下,科研人员进一步积极表达对灭雀运动的关注,有关麻雀食性、繁殖情况的研究成果频现
(苏清实等:《麻雀繁殖情况及其防治办法》,《华中农业科学》1957年第4期;郑作新:《从麻雀整年的食性分析来谈谈它的益害问题》,《动物学杂志》1957年第4期;郑作新等:《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动物学报》1957年第3期;梁启燊等:《长沙附近十种常见雀形目鸟类食性的初步报告》,《动物学杂志》1958年第4期。)。郑作新有关麻雀益害的研究最具系统性与代表性。在开展灭雀运动的过程中,他以在河北昌黎地区进行的麻雀食性研究为基础,在专业刊物和大众媒体发表了诸多文章。随着研究的推进,郑作新的部分观点也在不断调整。1956年初,他针对防除雀害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从生物学观点来看,最基本的防除方法是要在春夏麻雀繁殖期中,发动群众,毁掉它们的巢窝,并掏取它们所产的卵或雏鸟等。”(
郑作新:《麻雀与雀害》,《科学通报》1956年第2期。)到了1957年,他就修正了这一观点,并提供了两点依据:其一,在河北昌黎地区的果区与农田、北京近郊的农田所做的麻雀解剖实验结果证明,春夏季节为麻雀的育雏期,在此期间麻雀的食物以昆虫类为主,可不作捕打以利用其吃虫之益处;其二,如若春夏繁殖期内捣毁其巢卵,它还会继续筑巢产卵,还不如任其育雏,等雏鸟稍大但还未起飞离巢时,将其一举消灭
(郑作新:《从麻雀整年的食性分析来谈谈它的益害问题》,《动物学杂志》1957年第4期。)。

早在30年代,他就已指导学生进行鸟类的食物分析,并研究它们的益害问题。50年代在河北昌黎继续进行关于吃虫益鸟的调查,引起国内各地对益鸟调查与保护的研究。随后他带着助手在国内各地进行综合考察时,都特别注意当地的食虫益鸟,并于1961年作出总结性报道,列出国内主要食虫的益鸟24种。

  在风景秀丽的云南西双版纳,郑作新和助手们肩挂摄影机,手提猎枪,终日在原野和密林中奔走。一天黄昏,他们突然发现,在200米开外的原野上,有两只美丽的原鸡。原鸡的外形和家鸡十分相像,雌鸡披着一身铁褐色的羽毛,在前边疾走,雄鸡是栗红色的,头顶镰刀状的羽毛,紧跟在后。在夕阳的映照下,它们的身体闪烁着耀眼的光泽。原鸡的视觉和听觉都很灵敏,它们一发现有动静,雌鸡迅速躲入草丛,雄鸡惊恐地飞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助手赶忙用枪把它们击落,留作供研究用的标本。

虽对具体观点进行了修正,但郑作新对待麻雀问题的态度在诸多文章中一以贯之,如日常和国外经验已证明麻雀确实危害庄稼,是农业害鸟,但防除雀害并不等于灭除麻雀这一物种;麻雀的食性和繁殖性是个复杂庞大的研究课题,要注意因时因地做全面考察;除雀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益鸟;等等(
如郑作新:《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人民日报》1956年1月8日;《防除麻雀的方法》,《生物学通报》1955年第12期;《麻雀(Passer
montanus
saturatus)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动物学报》1957年第3期;《谈麻雀对农业的益害》,《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3日;《围剿麻雀
保护益鸟》,《生物学通报》1958年第8期;郑作新:《怎样防除麻雀》,财经出版社,1956年;郑作新等:《河北省昌黎果区吃虫鸟类的初步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等。)。

1975年郑作新应邀往哈尔滨自然博物馆鉴定鸟类标本,后又被省林业局邀往齐齐哈尔参加渔场区的鸟类鉴定。他发现渔场周围有一望无涯的芦苇沼泽地,沼泽芦苇间有许多不同种的鹤类,当时就建议当地政府和林业局领导考虑建立保护区。1976年终于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鸟类保护区扎龙鹤类保护区。目前国内专为鸟类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已有数十处。

  郑作新和助手们没有满足。他们还想抓些活的原鸡。又经过许多天的奔波努力,一天,他们在一个山寨旁的河谷里,发现了16只正在觅食的原鸡。它们的觅食习性和家鸡很相像,到了夜晚,有几只胆大的,还跑入村舍,和村民饲养的家鸡玩耍、交配呢!郑作新经过几天连续的隐蔽观察,最后确定,它们就是原鸡,就是中国家鸡的祖先——古代原鸡的后代!

尽管郑作新对麻雀科研工作的态度前后一致,但他的科研态度与其在灭雀运动中的表现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就郑作新的学术文章来看,他认为不能对麻雀益害问题轻易定性,灭雀行动需谨慎,但更多时候他又积极为灭雀运动“出谋划策”。这种局面与公众媒体的立场预设有关,在向郑作新约稿或刊载其观点时,媒体或许会存在观点取舍或过度诠释的情况。当然,郑作新在处理科研工作与运动形势的关系时,其表现的确具有复杂性,并且在当时的科研群体中普遍存在:他们一方面坚持开展谨慎的麻雀益害问题研究,一方面却也多在集体灭雀行动中表现积极
(比如,东北师范大学的鸟类学家傅桐生因为在该校集体灭雀行动中表现积极,受到在东北师范大学担任顾问的苏联专家的批评。傅桐生当时的学生向薛攀皋回忆此事。笔者对薛攀皋的访谈,2015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黄庄薛攀皋家中。)。

学术交流

  从云南回来以后,郑作新还广泛地查阅考古方面的著述。他发现,我国考古学家曾经从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找到了鸡型的陶制器皿。这也是古代中华民族饲养家鸡的有力证明。综合各方面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郑作新提出了“中国家鸡的祖先是中国的原鸡,是由中国人自行驯化的”的结论。这个结论很有影响,并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这种“不一致性”由科研工作和政治运动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有个别学者因为在麻雀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但在麻雀问题座谈会及其他场合,就麻雀问题发表与之类似甚至更为尖锐意见的研究人员并未因此受到政治冲击,这体现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可以如此理解,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研究者在更多时候并不会因为具体的科研活动而受到批判,科研活动中采取什么研究方法、使用怎样的工具、持什么具体观点等并不会受太多限制,但在更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姿态,却需要他们加以更多考量。这种逻辑同样存在于麻雀问题上。一方面,在灭雀运动期间,有关麻雀益害的科研工作及相关讨论在持续进行;另一方面,这些科研成果及科研人员在公共领域的活动则提供了一种逻辑,即灭雀运动有科学依据为基础,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人民群众的运动,专业知识为运动服务。

郑作新非常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50年代中期曾经与苏联科学家合作在云南南部进行考察。1957年两度赴苏联及民主德国进行鸟类学术研究,并作学术报告。1978年应邀前往英国参加雉类协会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雉类科与松鸡科专题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中国松鸡的分布和生态研究及中国动物区划等报告。会上被推为该协会的副会长,连任三届,又于1986年被选为终身会长。访英期间,受全英鸟类协会邀请在牛津大学、苏格兰和英国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作了讲话。这次访问为增进中英两国鸟类学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和友谊作出了贡献。1980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北海道参加国际水禽和鹤类的研究讨论会。他不仅在会上作学术报告,还在每晚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鸟类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并回答有关学术问题。所讲的内容翌日见报,并用大字号印出,说明日本学术界对他的重视。同年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进行科学谈判,并在哈佛大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世界鹤类研究中心、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作了关于中国鸟类的学术报告,并应邀作了广播讲话。随后他又数次作为中国鸟类学考察团团长分别前往澳大利亚、日本、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谈判。作为世界知名的鸟类学家,他在这些国际交往中所作的努力,既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科学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

  后来,郑作新在提起这件事时,很有感慨地说过,搞科学不能迷信权威,对权威的错误也要认真纠正。当然,达尔文是伟大的,我们对他的功绩是肯定、推崇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啊!

比起中国鸟类学家等科研人员的种种顾忌,当时来华访问的苏联生物学家米赫罗夫更直接地表达了对麻雀问题的态度。1957年5月9日,《文汇报》刊载米赫罗夫对麻雀问题的意见,他直言麻雀有益也有害,只有在成群食谷时,消灭才是对的。在东北师范大学担任顾问期间,他也对校内师生集体灭雀表达了不满
(笔者对薛攀皋的访谈,2015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黄庄薛攀皋家中。)。

郑作新不仅是一位学有成就的科学家,还是一位热心教学的教育工作者。他曾多年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又在其他几所大学兼任过教授。他培养了成百名的鸟类专业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目前已90岁高龄,仍在带博士研究生,他的学生中不少已成为教授、研究员,遍布国内外各学术单位。他既传授知识,又以他的作风和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着学生。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奋,几十年来从未休息过节假日,连春节也在研究室里工作,现仍抱病继续编写《中国动物志鸟纲》的专著。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数次出国节省下来的外汇不是给研究所买回仪器和文献资料,就是如数上交。他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这点外汇来之不易,要用在该用的地方。不久他又把中国科学院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颁发给他的奖金捐给所里作为奖励鸟类工作者的基金。

  1966年,郑作新正好60岁。正当他以花甲之龄,奋力挥动着翅膀,向更高的科学高峰冲击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日子里,有人胡说什么“鸟类是资产阶级玩赏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研究鸟类学,就会变修变色、亡党亡国”,郑作新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受了不应有的冲击,长时期被隔离反省。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巨著《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也被无理压制,拖延了好几年才得以出版。

国内科研人员的麻雀研究以及苏联专家在麻雀问题上的谨慎态度,还是对中央决策起了一定作用。1957年9月至10月间,毛泽东对灭雀政策作出修正。修正后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除四害”的内容作了补充说明:“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33—652页。)

郑作新于1951年参加九三学社,曾任该学社中央委员,现任中央参议员。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6年,罪恶滔天的“四人帮”终于倒台了。郑作新和全国人民一起,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热潮之中。尽管他已经70多岁了,然而他不服老。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笑容满面对别人说:“你们总爱问我多大年岁。告诉你们吧,我今年72岁,过年就73啦。可是我要把73岁当成37岁过,这正是我的黄金时代啊!我要活到2000年,工作到2000年……”

尽管相关科研工作促成了政策的调整,但因为紧接着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补充说明实际起到的作用甚微。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推进,灭雀运动于1958年在全国各地达到高潮,北京、山西、四川、上海等地均发动了规模不等的集体灭雀行动。上海市于1958年进行了两次全市灭雀行动:第一次于4月27日至29日开展,其中仅27日上午就灭雀42768只,捣毁雀窝21148个(《剿雀大军初战告捷
上午共灭雀、蛋42768只》,《新民晚报》1958年4月27日。);12月13日、14日两天灭雀598001只,捣毁雀窝135002个(《全市两天突击三天扫荡
共灭麻雀五十九万多只》,《新民晚报》1958年12月19日。)。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据有可能存在“浮夸”的成分。

郑作新的座右铭是:生命有限,学问无涯,不能浪费时间。他的最大心愿是一个中国人,总要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点东西,增添一点东西。这心愿至今仍是他孜孜不倦地在科学园地里辛勤播种、耕耘的动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的双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眉宇间总是洋溢着青春活力。他一天也不停地忙碌着。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鸟类情况,满足各国鸟类工作者的需要,郑作新花费了几年时间,在自己50年鸟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英文版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这部1200多页的巨著,概括了中国有史以来发现和记载的所有鸟类,于1987年出版后,受到了世界各国鸟类学家的热烈欢迎。为了表彰郑作新的杰出成就,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学会授予他“1987年美国自然资源保护成就”奖。

人物简历

  3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着《动物学报》主编的职务。他还和其他鸟类工作者们一起,编写《中国动物志》的鸟类部分,共14卷。现在,《鸡形目》、

1906年11月18日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雁形目》以及《雀形目》中的前三卷已经出版,其余各卷也在编写之中。几十年来,郑作新完成了14部研究专著,30多种书籍,上百篇科学论文,200多篇科普作品……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著作等身”,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著作很多,撂起来有他本人那么高。用这句话来形容郑作新,真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19211926年 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为了及时了解鸟类的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郑作新不顾年迈体弱,又一次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在黑龙江省西部风景秀丽、渺无人烟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他们对丹顶鹤进行考察;在碧波荡漾、浩渺无际的洞庭湖上,他乘着一叶扁舟,深入到水草丛生的湖心深处,研究野鸭、豆雁等鸟类的习性……同时他痛心地看到,近些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环境逐渐被污染了,有些人不懂保护鸟类的重要性,滥捕乱猎。各种动物,包括鸟类,保护生物,保护人类的家园。在他和各界人士的倡导下,群众性的爱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起来。

19261927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硕士学位。

  ……

19271930年 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获科学博士学位。

  由于郑作新在鸟类学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中国鸟类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长。1984年,中国动物学会也推举他为理事长。国际鸟类学界也很尊重他,推选他为英、美、德等国鸟类学会的通讯会员。1979年,他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雉类学术论讨会上做报告,并被推任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后来又被选为会长。

19301947年 任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

  郑作新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然而他不愿休息,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在他看来,鸟类研究就好像是一座宝库,是永远挖掘不完的。他经常用一句话来提醒和勉励自己:“时间有限,生命有限,不能浪费。”每天早晨动物研究所开门,经常是他第一个走进大门。天还没有全亮,他的办公室窗前就亮起了灯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19361946年 兼福建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福建科学馆生物部主任。

19451946年 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客座教授。

19471949年 任南京国立编译馆自然科学组编纂,兼中央大学教授。

19501952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科学名词室主任。

19531955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兼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61998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1998年6月27日 逝世。

主要论著

1 郑作新.邵武鸟类三年来野外观察报告.协和大学生物学报,1944,4:63150.

2 郑作新.中国鸟类名录.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1947,9:4984.

3 郑作新等.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66.

4 郑作新.食虫益鸟的调查研究.中国植物保护科学,196113481351.

5 郑作新.中国钩嘴鹛的系统分类研究.动物学报,1962,14(2):196218.

6 郑作新主编.中国经济动物志.鸟类.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7
郑作新.黑颈噪鹛的两亲缘种在国内的亚种分化.动物学报,1963,15(3):471478.

8 郑作新等.秦岭鸟类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

9 郑作新等.中国动物志鸟纲、鸡形目.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10 郑作新.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11 郑作新等.中国动物志鸟纲、雁形目.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12
郑作新.中国噪鹛属的演化及其起源地和边缘地区之种类的比较研究.动物学报,1982,28(2):205210.

13 郑作新等.西藏鸟类志.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14 郑作新.中国鸦雀的系统分类研究.动物学报,1984,36(3):278285.

15 郑作新等.世界鹤类系统检索.动物学报,1986,32(2):184193。

16 郑作新.台湾省鸟类及其与附近地区的比较.武夷科学,1986,6:257266.

17
郑作新等,中国动物志鸟纲、雀形目、鹟科、画鹛亚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18
郑作新等.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六卷:鸽形目、鹦形目、鹃形目、?形目.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